魏缦卿、民国时期河南高等检察厅检察长

  1930年前后，我在家住开封马府坑街的同乡同学许小铭家里，见到许的叔父许其清（当时在河南高等法院工作）。小铭介绍后，许其清对我表示好感，说我父亲很会用人，并谈了一件事情。我父亲在江西时，一次去庐山途径九江，九江地方审判厅盛筵接待，后来九江地方厅长来南昌，我父亲特柬相邀，并邀厅内同人作陪，四菜一汤，极其简单。席间，我父亲说，世风日下，竟尚豪奢，何时能已；简以养廉，我辈司法界人，尤当记取。在座各位听后，都很受教育。

    我母亲是个旧式的娴淑妇女，读过不少书，我读的《论语》和一些古诗文，都是母亲教的，到今天我还能背诵，思之慨然。她在日常生活中，自己是勤俭朴素，对家人也是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要求的。所以得到祖父的欢心。祖父殁后，由于父亲交游广酒筵和烟、茶等应酬，渐渐侵入了我们这个勤俭家庭。我脱离学校后，生活上也随之走向奢侈，喜欢买些小摆设一类东西。一次在古玩店里买了个古铜罗汉，母亲见了，给我讲了她的一段经历。

    我父亲自江西辞职回河南时(1917年），说江西家具做的好，买了一套家具和一些瓷器、铁画、竹刻屛幅等艺术品。我爷爷责斥他说：“你在江西，不守官箴，漫游山水，带回这些东西，出自何想？”父亲跪在地上，一时转不过弯来。周妈（祖母的佣人）跑去叫我母亲，母亲来到上房，听奶奶说明原委后，也只得跪下，说：“儿媳等在南昌确是勤俭度日，不敢有违庭训。”爷爷见此情景，说：“都起来吧。”并向我父亲说：“不准出门，在家读书思过。”我父亲自此也确实早起晚睡，伏案读书。在家停了几个月，甘肃督军张广建忽然来电邀请我父亲前往任职。我们家过去和张并没有往来。当时我爷爷奔走魏河南申请减漕粮在北京未回，父亲也不敢做主。我爷爷回来后，对我父亲时候：“路远，媳妇不比去，你一个人去吧。”我父亲就带着我长兄树滋走了，跟去的有周绍文、杨云阁(都是过去跟我父亲工作的人，杨云阁是我的姑表兄）二人。后来我父亲又到陕西做事，才派人把我母亲接去。

    事后听说我父亲那次去兰州，是北京中央政府原要派他往南方，经祖父托人说话，特意请派往边远地区。父亲到兰州后，去敦煌一带旅游，花不少钱买回些唐代的经卷、紫铜佛像等，祖父这次没有斥责他。据随去的杨云阁说，三个月的旅行，大家都吃了不少苦头，回来都瘦了许多，跟去的听差吴云半路私自跑回兰州，当了骑兵。

    我父亲回兰州，最初被张广建在督署委以参议一类名义，待遇很优厚，据说先送了一笔钱，但父亲与张相处一段后，渐觉政见多有不和，乃有敦煌之行。张广建曾对别人说：“缦卿壮年有为，而矫情傲物。”张不欲留我父亲在省城做事，遂委以碧口征收局长。据说此局一任数月，即可收入万金，而我父亲在任经年，亦无多储蓄。跟去的人也都以为错过了发财的机会，说许多大客商漏税，本可令他们拿一大笔钱的，但局长都叫按章补税放行了。这是他们后来叙说当时情况时流露的。

    以后我父亲到陕西供职时，就送我哥哥树滋回郑州上学。弟兄经年不见，分外亲切。我哥哥说，兰州一带妇女，脚都裹的很小，几乎不能站立，他们都跪在大门槛上观看街道景物；有京货挑子来到时，卖货人坐在担子前面，妇女扶货郎背而跪，依次向后，能跪成一串，货物一件一件向后传看，购买人也把钱依次传给售货人。在碧口有一种商人，多是洛阳一带同乡，他们只背着一个小包袱，带的货物多是看去金光灿灿的小首饰，其实都是内地廉价的铜制品。他们经过长途跋涉，带到四川松潘以至康、藏少数民族地区，换回珍贵的土特产品，如藏红花、藏脑以及毛皮等。他们说，在路上背的干粮要比货物重好几倍。在大森林里有时遇到倒在地上的大树，两边站上人，这边的人看不见那边的人，树那样粗大，但是你用脚一蹬就碎了，不知何年倒地而又朽成这样了。夜宿时经常睡在篝火围成的圈圈里面，以防野兽毒蛇。最可爱的动物是金丝猴，父亲曾经买过两张金丝猴皮，我曾见过，毛约五寸长，煞是好看，比现在公园里金丝猴要好看得多。哥哥说，一次一个商人送他一个小猴，用铁丝笼装着，父亲叫送还人家了，说这很值钱，不交要。哥哥还给我许多豪猪毛，约五六寸长，坚硬得很，我用它当箭，可以射在木板上，还给我几个小葫芦，上面雕着栩栩如生的老寿星，说是兰州买的。 

    大约是1920年秋天，父亲当了陕西华县县知事，派人接我们。当时祖父办北方公赈，常带我去火车站送难童，很热闹，加之怕母亲管我，我闹着不去陕西，祖父把我留在身边。大约到1922年春天，军队曾闹着闯入我家，郑州一带不安定，祖父带我去陕西。这时父亲在西安城里四府街买了一处房子，意思是让祖父长住下去。

那时火车只通到陕县观音堂，走了一段旱路，我们到潼关，父亲和西安卫戍司令韩五峰在那里迎接；接着坐汽车前往西安，下午到达。母亲前两天就由华县来了。在四府街住了几天，刘镇华把祖父接到中州会馆，我也跟去了。中州会馆象个花园，有假山、水池，很多人和祖父在水池中间的假山上照了像。以后几天不断有客人来访，我记得宋伯鲁和祖父还谈了戊戌变法的事。那些天也不断游览古迹，咸阳、临潼都去过。在碑林整整看了一天，临走时祖父叫给看管人100元钱，请他拓全部碑文。后来回到四府街住了些天，和母亲等都来到华县，祖父住在县府西邻原二十师团部的房子里。这时叔父和祖母也来到华县，准备去西安定居。这期间祖父不断写字，把裁掉的方块纸，都写上字给我，内容全是古人立身、治学的格言，现在我还保存两块。在华县不长时间，忽然土匪进攻华县，县里没有驻军，人心惶惶。当时驻渭南的镇嵩军炮兵的一个连长叫段寓周，是荥阳同乡，带兵一排来县，请父亲全家去渭南暂避，全家都没去。段走后次日城即被围，父亲和叔父都带着枪，日夜在城上巡守，叔父不断回来，父亲没回来过。县署的东花厅是父亲办公的地方，花厅后面砖墙围着个小竹园，除了围墙门是月三亩的平坦草地，中间有个砖台，站到台上可以看到城外，是全城的高阜。叔父带些人在这里挖了许多战壕。叔父对母亲说：“哥哥交待，如接紧急通知，即扶持老人和全家集中在砖台下面洞里。”这可能是准备的最后固守阵地。有一次叔父回来说：“土匪用云梯登城，哥哥命用棉花蕉油燃成火团投掷城下，匪后退了。”又有一次大约是围城的第三天，叔父回来说：“不要紧了，已经听到和土匪对抗的枪声，可能援军已打到县城左近。”果然，这天晚上援军进城。

     几天后，父亲又带着手枪整天下乡，说是小股零匪不断杀人抢劫，他是去捉匪的。后来捉到些匪，把两个匪首杀了，人头挂在县署大门外。我去看了，怕的几天睡不着，闭眼就看见人头。父亲有一次回来，指着衣袖上一个小洞，笑着对母亲说：“真险！张贵娃藏在草屋里，没看见，打我一枪，穿了这个洞：感谢我们的警长，一枪打落他的枪，才把他逮住。”后来父亲把捉到的匪徒放走了许多，出了个布告，意思是：匪首政法，胁从不问。地方安定了，不久老百姓敲锣打鼓送来个“万民伞”，向父亲表示敬意。万民伞比普通的雨伞大一倍，伞周围向下垂着五层约五寸长、二指宽的红、黄色缎带。“文化大革命”中，该万民伞在公社被当做罪证展览后不见了。

     送万民伞后不久，祖父和祖母由叔父陪同到了山西，在平陆县岳家庄定居下来。我因要继续读书，未能前往。

     县署里有个十几岁的小孩，叫遥娃，是管茶炉老汉的孙儿，常抱我的小弟弟树长。一次他说前面大堂上过堂，咱去看吧。我说，我妈不准我出这个院门。最后我还是偷着去啦。这天夜晚，大堂上好不威风，灯火通明，用木栅把大堂两边隔开。栅外挤了很多人。好象都是老百姓。遥娃拉着我挤到最前面，靠木栅站着。大堂中间是空地，靠木栅里边站着两排衙役，靠北边有个一尺多高的台子，上边放着公案桌，桌上有签筒等。当承审（即法官）穿着大褂，上罩黑色马褂走上去时，衙役们齐声“唔。。。。。。”，两边看的人很肃静，一声不响。遥娃说这是喊堂，真象现在旧剧上演的一样。接着带上来一个带脚镣的犯人，跪在左边，问的是抢劫案。承审问他，他总是叫：“大老爷，冤枉！”一会儿又带上来一位老太太和一个半老妇女，跪在右边。老太太唤：“我儿子被打得半死不活，抢走我许多东西，大老爷伸冤！”承审指着左边的人问：“你看清楚有他吗？”半老妇女说：“那天晚上四个人，我就看清是他，并且平时我就认识他，怎么会看错呢？”承审说叫乡邻，又上来四个人跪在老太太这边。承审叫其中一个站起来讲话。遥娃说：“这是乡下管事的。”这些人说：搜出的赃物，苦主都认过了，说的都对。”但那些犯人还唤冤枉。承审恼了，叫把那些人绑在柱子上，用鞭子打。遥娃说：“能看贼吃饭，不看贼挨打，走吧！”我们挤出人群，恰巧被父亲的佣人看见，说：“哪里也找不到你，快回去吧！”回到屋里，母亲啥也没说，叫我跪下，只做他的针线活。好一阵，父亲回来，说：“站起来吧，以后不准乱跑了。”向母亲说：“叫他看看也好，回河南就看不到啦。”意思是说陕西滞后，问案还和清朝差不多。后来听说这位承审叫张绳武，河南西华县人。 

    由看审案又引起我异想天开，想去监狱看看。还是遥娃出主意说：“刘师爷（名刘英蔚，荥阳同乡）人好，好说话，知事最信任他。从土匪攻城以来，他就帮助典狱长查监，你可以去央他。”于是我就不断央告刘师爷。一天晚上，刘带我来到监狱。先到左边一间单间，提灯人把灯伸向这间房门，见门锁着，隔窗子看见里边一人在灯下看书，左边两个单间没人。再往前走，进入一排房子。这里臭气难闻，靠屋的一边，象农村喂牲口的槽样，上下立柱隔成格子，犯人的脖子上套个铁圈，锁在一条横木上。看来这些犯人只能仰卧，不能翻身。提灯的人把灯照着每个人的头慢慢走，我数数有13个人。真残忍！回来的路上，我问被锁着的是什么人，刘说都是重犯，犯杀人抢劫罪。又问锁着门看书的人，刘说是个贪污的税官，由别处解回原籍寄押的。这时我心里想：回去见了妈妈，少不了挨打。谁知进屋后母亲笑着说：“看够了吧？”于是，我高兴地叙述起来。原来刘师爷问过父亲才带我去看的。

    大约1923年夏天，父亲离开陕西。我们全家由潼关雇了条木船，到陕县下船转至岳家庄。这是我第一次在黄河中坐船，也是在黄河中航程最远的一次。岳家庄位于黄河茅津渡口向北约20多里的深山中，这一带住着许多魏姓族人，都是由我原籍河南汜水县（现并入荥阳县）迁去的，当地人称之为小汜水。这个山庄住有几十户人家。我们是租赁岳姓的房子，既宽敞也很讲究，梁柱都漆得黑明发亮，门窗都是精细的镂空花卉，俗称“山西的房子好”，信非虚传。祖父书室陈设虽简单，却放了两架线装书，墙上挂了几幅裱好的西安碑林的碑帖和宋伯鲁先生画的山水条幅。我和父母初来时，围坐在祖父母的周围，祖父说：“这不象农家生活。”父亲和叔父都笑了。父亲说：“感谢乡亲们替我们安排得使二老这样舒适。”这住房面北，出门向前约300米，横着一条约500米宽的河。河对岸是山，河水不大，可以徒步，传说这是古代高士巢父和许由的洗耳河。顺河向下约20里是黄河上有名的“三门”。家人嘱咐我日落后不要出去，说野兽常在河边喝水。房子都变是祖父买下的一亩多空地，原是准备盖房子，叔父正在平整。我们来后，父亲带着家人整天在地里劳动，直到长出绿油油的蔬菜。母亲每天下午给我讲一节《论语》和两首《千家诗》，次日早饭后背书，背不会时就罚跪。祖父有时也讲诗，都是适应时序的诗，例如麦黄了，讲“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末落桐叶长”。这年夏天，父亲常带我去洗耳河边洗澡，讲巢父和许由的故事以及其他古代寓言等。一天，黄河发大水，父亲带我去看，同去的有十几人，顺河下行到三门，很远就听见呜呜的水声，水真大，看着头晕，近门的地方急流汹涌，看着怕人，急流以上看着平稳些。父亲说:“别看平稳，却蕴藏着无限的力量，这些漩涡卷进去就出不来。”这时有些人却下到水里，把漂浮的箱子推上岸来。父亲说：“你看，他们的本领大不大，多勇敢！”父亲指点着三门，说是大禹治水时凿的，我不信，说：“这样的大山怎样凿呢？”父亲就讲了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的故事。父亲启示我要勇敢，要有志气，这使我惭愧，因为我终生软弱无能，有负先人教导。

    1924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背个藤椅，祖父坐在菜地阴凉处讲《孟子》，父亲才从外面回来，也坐在石头上听，母亲在一边做针线活。我跑到山坡下玩时，看见父亲和叔父把祖父扶回家去。祖父病了，吃了一剂药，他不再吃，睡了一天。到第二天早上，本族有个叫魏其昌的，懂医理，说脉象不好母亲对我说：“爷爷喜欢你，不要离开。”我看祖父并没有痛苦的情况，全家人都肃静地守在这屋里。祖父还不断睁眼看看。到下午，祖父抚摸我的手，闭上眼睛，很自然地长逝了。祖父生前，家乡就议论给他建生祠，被他阻止了。逝世几年后，家乡还是在汜水城里建了一个“魏公祠”（即现在的汜水高中地址），立碑记述了他办水利、减漕、办赈等事迹。

    我全家扶柩归葬后，父亲在家守制，住在郑州。1928年左右，河南旱灾严重，旅居北平的河南同乡，倡议成立河南救灾会，王传沙、陈锡九等为发起人，公推河南宿儒李敏修先生为会长。敏修先生素为张学良将军敬帅，先年张入豫曾专赴汲县拜访。此次李与张接触，张有移民充边之意，遂商定移豫民赴东北就食，张派专人在东北负责安置。当时，敏修先生函约我父赴平参与其事。赈灾经费除华洋义赈会主持人朱庆澜和河南省赈灾会补助一部分外，大多来自募捐。京剧名演员梅兰芳、余叔岩、马连良、杨小楼均齐集，举行义演，每场收入数千元，全数捐助。遂在河南各重点县市设招待站，负责接送灾民事宜，公推我父与黄自芳（叶县人）、杨绍中（郾城人）共同主持郑州移民站，负责接送灾民事宜，公推我父与黄自芳（叶县人）、杨绍中（郾城人）共同主持郑州移民站。后来黄自芳提部分赈款去襄城办河沙工赈，杨绍中到漯河成立招待站，郑州站实际由我父一人负责。郑州是河南东、西、南三面灾民过境枢纽，任务繁重，我父主持工作，备极辛劳。当年在站工作的赵箴吾（现在天津大港油田金属结构厂）回忆当年情况说：“凡筹设站址、征集粮食、药物及慰问品、交涉车辆、招待迎送等，都由魏先生一人主持。当时盛暑，每次携带药物及慰问品慰问灾民回来，他无不汗流如注。历夏及秋，魏先生离家里余，从不在站上吃饭，有时还邀站上工作人员到家就餐，谆谆告诫，应设身处地为灾民着想。”有一次郑州火车站车务段长许松芳到我家告知：黄河暴涨，火车不能过桥，明天灾民必须步行过桥至北岸上车。我父连夜到站安排，次日与站上工作人员带领灾民步行至黄河北岸，送上车才回。1947年，荥阳县方顶村一个当年送去的灾民方好仁，由黑龙江回来探亲，说他全家五口就是那次步行过河的。他说，当时魏站长指挥护送人员，扶老携幼，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到了黑龙江，大家对此事念念不忘，说一路上几十个招待站，只有魏站长对灾民最关心。他还谈到当年送去的灾民的一些情况，说是豫南人回来的较多，豫西人回来的少，他的一个儿子现在都当了县长。我见他还戴着一个徽章，似乎是县政府的，可能因他儿子当了县长，政府对他有安置。

    郑州灾童教养院位于郑州河东街财神庙（现已拆除，在二七纪念塔东北方）的北邻，有两个相连的平房院。北院是1927年由我父倡议，得到李敏修先生的支持，募集资金，邀同黄自芳等兴建的。当时我父亲把我家在大同路的市房售价万元，将半数款捐出。教养院收容贫苦儿童约百余人，学习文化兼手工技艺。负责文化学习的是我族兄魏树才和一位袁姓女教师。教养院还设有编织（包括席、筐等组）、织毛巾、袜子等作坊，聘请技师传授技艺。我父亲是董事长，第一任院长是黄自芳，我堂叔魏祖春（字香山）主管财务，由陈孝博（郾城人）等三人管产品的收发、采购等业务。教职员薪金都不超30元，技师工资较高，基本上做到收支平衡。1932年秋，我父离开郑州，母亲携家人赴北平居住，我对教养院以后的情况就不甚了解了。只知道继黄自芳院长的是于镜三（西平人，曾任过河南省河务局长），最后是李子中（唐河人，曾任河南省议员）。1935年我父亲病故后，我在郑州，李子中院长和我谈到教养院的困难情况，我请示李敏修先生和我叔父同意后，把教养院并入民国初年先祖父创建的郑州贾鲁河水利公司。水利公司有百华里的水渠，可灌田20余万亩，灌田1亩水费3角。沿渠两岸有成材的柳树，有一座庄园，还有果园、鱼塘，有可耕地百余亩，是一笔可观的财产。李子中院子很兴奋，正筹划大力发展水利，办好教养院，“七.七”事变发生，教养院迁到陕西宝鸡黄牛铺，由中央赈济委员会接管。抗战胜利后，教养院由魏树才主持，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管。 

    郑州贫民医院位于南下街南头吕祖庙内。当时郑州有两个大医院---公教医院和华美医院，都是教会办的，穷人不敢问津，而一些私人医院、诊所，都因设备简陋，满足不了大众需要。当时有个汲县人交李和庭，医科大学毕业，有临床经验，在福寿街开和庭医院（后来不知何时迁到西大街）。他和我父亲谈了郑州的医疗情况，我父亲很赞同他关心贫苦人的想法，向河南省第一区专员孟广澎建议设贫民医院，由专署提供部分公款，我父亲向商界募集一部分。贫民医院于1932年开业，李梦波（郑州磨盘街人）、李和庭任正副院长，李松亭（郑州东大街人）、张绍先（郑州老鸦陈村人）任西医，张信斋（禹县人）任中医，李次福（荥阳人）任会计。该医院设备比私人医院诊所好，能做小手术，只收药费，看病手续简便，很受民众欢迎。1933年贫民医院改为郑县县立医院。

    我父自从先祖父殁，在家守制以来，除做以上慈善事业外，其他在外县的作为多无可考。现存于荥阳县南周村一个小学的楚汉相争之鸿沟天桥碑文，内容与之有关，兹抄录于后。碑额：慈航普济。碑文：重修天桥记：汜城南三十里许，有雄踞鸿沟上游、势若长虹、横跨楚汉界上名桥者，洛汴孔道也。嘉庆年间蔡寨蔡联辉，同治末年监生刘其枝、陈维辛等，均曾修理。自倾   后，够深数仞，桥余一线，往来牲畜落涧毙者，年有见闻。余与刘君焕亭、许君海臣等，两议修筑，因募款无多，搁置焉。民国十一年，清法部左丞魏公星五，倡议修建，       志   。二十年辛未岁，国府救济水灾会杨子功专员来豫办公赈，魏公子缦卿厅长与郑州商务会长张君波臣，在郑吁请拨工赈洋面一千七百八十七袋，合洋六千一百六十一元，天桥桥工局领面三百五十袋，折合洋一千二百零七元。正筹办之际，适缦卿弟玉山自郑旋汜，余与赵君逸之等，共推为董事。鸠工庀才，独具匠心，凌空架设，荡云接月，筑土为模，砌石成桥，长六丈五尺，厚一丈一尺，足高两丈五尺，顶宽一丈二尺。桥因模成，模成而桥无倾圮虞也。模籍桥庇，桥固而无剥蚀患也，嗟呼！天堑化为坦途，济当时兼济后世，魏左丞有祠矣！盖天然之险，必有才降自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