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开展。曾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出现、流通的钱币,以其精湛的铸造工艺、丰富的品种以及浓厚的货币历史文化底蕴,成为艺术品收藏颇具热点的板块。其中,银锭的市场行情表现尤为抢眼。 古代“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政治之路”“外交之路”“和合之路”,也是一条“货币之路”。在一次次的东西方交流中,中外货币作为贸易活动的重要载体,带动商贸往来的同时,见证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经济合作的历史。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银锭作为称量货币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们以白银熔铸而成,因以“两”作为主要货币单位,也称“银两”。银锭具备货币职能始于汉代,明代盛行,清代开始作为主要货币流通。1935年,中国进行法币改革,彻底摒弃银本位制度,白银正式退出货币体系。 作为中国钱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银锭在中国货币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除其本身的金属价值外,更具有历史、经济、铸造工艺、文化艺术等学术研究价值。 自1970年开始,海外收藏界的前辈就开始了银锭的研究与收藏;2000年以后,银锭收藏在中国内地蔚然成风,形成了专门的收藏门类,发展出人数可观的收藏群体,并有多部高水准的研究专著问世。 那么,在绵延数千公里的古丝绸之路上,商旅往来,使节奔走,这些白花花的银两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古老而神秘的银锭背后究竟有什么故事呢? 寻根溯源,一切还要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广州说起。本文便以两枚清代广州十三行翘楚——怡和行所铸的十两税银,揭开那层神秘的面纱,一同去领略百年前中西文化交融的辉煌。 如今的广州,一直是南方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的重地,也是“一带”和“一路”紧密对接的重要平台,以及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不可替代的经济支撑点。而历史上的广州,自古就与海外港口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和交流。 秦汉时期,从广州出发的商船已抵达东南亚一带。 南北朝时期,释迦牟尼佛第二十八代衣钵传人达摩从古印度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在绣衣坊码头(今广州市荔湾区下九路西来初地)登岸。 唐代,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众多外国商人聚居于“番坊”(今广州市越秀区光塔路一带),朝廷设立市舶使院管理对外贸易。至贞观年间,中国与南洋及波斯湾地区有6条定期航线,都集中在广州。其中,广州—南海—印度洋—波斯湾—非洲东海岸诸国航线,途径9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宋元时期,广州对外贸易蓬勃发展,朝廷设立市舶司,海山楼(今广州市越秀区北京南路附近)成为接待外商的场所。 时至明代,朝廷改海山楼为市舶提举司署,并在西关建怀远驿(今广州市荔湾区十八甫路),供前来朝贡的贡使和随从居住。而到清代,朝廷于顺治十三年(1656)颁布禁海令,但广东的海上贸易仍禁而不绝。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皇帝为了振兴沿海地区长期凋敝的经济,以国计民生为念,实施开海通商政策,在东南沿海设立粤、闽、江、浙四大海关,作为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行政机构。乾隆二十二年(1757),由于当时国际形势和民族矛盾的升级,朝廷决定实行“一口通商”政策,只保留粤海关独家管理对欧美贸易事务。至此,广州成为清政府许可的唯一通商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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