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莲法师

     隆莲法师俗姓游，名永康，字德纯，别号文殊戒子，晚年自号清时散人。清宣宗元年旧历3月13日（公历1909年5月2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县（今乐山市）上土桥街桂华寺（后为乐山县女子中学）对面的游氏世宅。父亲游国辅，母亲易惠椿。法师三岁吟诗识字。1921年入乐山县立女子小学读书半年。1941年农历6月17日在成都爱道堂出家，同年腊月受具足戒。2006年11月9日在成都爱道堂安祥示寂。享年98岁，僧腊66年，戒腊66夏。

法师一生译著颇丰。著述有《摄大乘论疏略述》、《唯识三十颂》讲记、《现观庄严论》讲记、《入中论》讲记、《修菩提心七义论》讲记、《三归依观初修略法》、《太平寺安居讲录》、《上师无上供养观行法》讲记、《值遇三界法王大宗喀巴愿文》讲记、《造像量度经汇释》、《无上大宝恩师赞颂祈求加持文》《能海法师宏法业绩述略》、《佛教的优良传统和发展》、《佛教道德观》、等；译著有《比丘尼二部僧戒羯磨》（汉译英）、《空行母仪轨》（藏译汉）、《入菩萨行论广释》（藏译汉）、《绿度母四曼荼仪轨》（藏译汉）、《毗卢仪轨手印》（藏译汉）。

诗书方面有《隆莲诗词选》、《翰墨佛心》行世。其诗词，“上规杜陵，诗律谨严，炉锤功深，不仅清词警句，层见叠出，而修持之严，爱国之殷，利生之忱，亦充溢楮墨间”。（赵朴初《隆莲诗词选序》）法师现存千余首古体诗中，有相当篇幅体现其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爱国爱教的深情厚谊。

“最难索解别人诗”（隆莲法师《积雨》，以下未注者均为隆莲法师作）。本文试图通过解读法师的诗文，对其出家之前的爱国思想作初步的探索，以启迪来者。

      “少年好高论，颇有济世心……东亚有古国，神州将陆沉。何以拯拔之，火热而水深？”（《读孙子》）。这首诗是《隆莲诗词选》的首篇，全长68句，作于1926年萧瑟的深秋。时值国家四分五裂，乱象纷纷，迫使法师从“闻说孙子法，闭目不肯睹”（同上），到“晨兴展书卷，乃观孙子辞”（同上），欲从“讽诵传千古”（同上）的《孙子》中，寻找救国“法”宝，毕竟“空谈无俾实”（同上）。法师发现，《孙子》其实并不是专门教人打仗杀人，她为“世人用其法，几辈得其神”（同上）而感到郁闷。孙子“心”在“诱以霸王利，导之仁义行”（同上），“志”在以“斯道救斯民”（同上）；孙子“术”可与孟子之仁相比，孙子“怀”可与墨子之诚相比。“慎战非攻意，反覆何殷勤”（同上），足以表明孙子的苦心。法师认为，为了适应“凶器未废”（同上）、“危机常存”（同上）年代的特殊需要，有必要准确运用孙子之道，加强国防建设，提高强兵意识。孙子本是齐国人，为了实行自己的主张，甚至“用兵父母邦，志气不稍沮”（同上），孙子辅助吴国北伐齐国，已经达到“更无人我界，屑屑较疏亲”（同上）的境界。此“无人我”与佛教的无我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当时法师17岁，虽茹素奉佛，未必知道佛陀为了祖国和人民免于灭亡，阻挡琉璃王征讨迦毗罗卫国的事迹。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的兵家文化和中国的儒家文化一样，其根本精神都是和合文化，从来都倡导亲仁善邻、积极防御，反对穷兵黩武。兵家认为“自古知兵非好战”，儒家主张仁义安天下，墨家主张“非攻”，道家追求建立一种“虽有甲兵无所陈之”的理想社会，主旨都是相同的。少年时代的法师兴趣广泛，意气风发，不但读出了《孙子》的基本思想，而且充满了忧国忧民意识。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国传统兵学中的这种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精神，在现代国际生活中尤其值得高扬。

    1931年，中国大部分地区遭受特大洪灾，5000多万灾民流离失所。日本帝国乘人之危，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全国各地举行反日大游行。在成都女中教授数学的法师率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向市民宣传救亡图存的道理。当时法师已经参加了“四川省普通行政人员和高等教育行政人员检定考试”，即高等文官考试。法师初露锋芒，一鸣惊人，不让须眉，名列第一，被人们传为奇女子。其父怕女儿卷入政治漩涡，命法师辞去教职，回到乐山。

这次“高考”共18门课，其中国文是《招世之士兴朝中民之士荣官说》。这是选自《庄子·徐无鬼》中的一句话，意思是，真正优秀的人才想的是振兴国家，而中等人才却只想当官掌权。法师凭借充实的史学功底，结合社会现实，从有志兴朝的人必须出于公心这一论点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国家分崩离析之际，人民处水深火热之中，有志君子将出而存危理乱，其术安在？曰：在公，唯公生明，唯明生治……”（《隆莲法师传》P86）。明确指出，如果为官而只为一已谋取私利，那么终将“众叛亲离、亡国丧身而不悟，如秦之二世、法之路易十六，何莫非一私字而蔽之。为政者于此可以鉴矣”。（同上）“指日宪政告成，宪法公布，秉至公之心循法治之义以为政，是又不仅沾沾于若何而招，若何而中而已”（同上），文章末了，提出了国家应当是“法治”而不是“人治”的犀利远见。在此之前，法师还有一篇《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论》的文章，与本篇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些见解，出自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子，不可不谓才华横溢，反映了法师对如何改变国家面貌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思考，即使在今天也不算过时。

   1932年，其父到古蔺县当县长，法师作为“秘书”随行。“夜雨过荒园，零露沾衰草。披草何人摘野蔬，颇怪容枯槁。为我说凶年，语殊多不晓。回望城头咫尺山，依旧云遮了”（《蔺署后园》）。这首诗用平淡的语言描写了古蔺县府周围荒凉贫瘠的灰色景象，隐隐诉说着百姓生活的艰难困苦，流露出县长千金对贫民疾苦的同情，以及内心无限的迷蒙与惆怅。半年后，由于军伐混战，他们被迫离开古蔺回乐山。途中惨遭乱兵洗劫一空，连法师到哪都不离身的一担子宝贝书籍也未能幸免。

     “问二十三年，几王几帝”（《沁园春  野望》）？1912年清帝退位，1916年袁世凯恢复帝制失败，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汪精卫又纷纷粉墨登场。辛亥革命胜利后，四川军阀混战不休，兵戈扰攘，民无宁日。法师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喜爱读书却没有固定安静的环境，“学业候蛩吟断续，心情枯蠹室虚悬”（《秋心》），她憎恨厌恶战争。1932年，日本侵略者横行中国，东北全部沦陷；“一·二八事变”，日军袭击驻沪中国军队。法师函授学习英文的商务印书馆被炸，几十万册孤本善本毁于一旦。“天胡此醉？人间何世？予欲无言。彼黍离离，吾其左衽”。（《沁园春  野望》）国将不国，人民面临沦为亡国奴的危险。法师悲愤地仰天长问：苍天啊！你睁开眼睛看看，这是什么世道？

   1936年春，法师再次到成都，在女师任训育兼授数学和语文。年底，遵从父命辞职参加四川省政府县政人员训练班第三届入学考试，再列榜首，名声大振，时人赞为名符其实的“西蜀才女”。1937年，成为四川省政府第一位女文官。法师在清闲优游的工作之余，开始拜师学医，也为将来脱离腐败的官场作准备。

     “正喜捷音收上海，忽惊战略退长江”（《杂感四首》）。从内容上看，这首诗写于1937年11月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全国数地军队开赴上海，增援淞沪战场，终以失陷告终。中国军队撤往苏州，政府退到武汉。诗歌反映了法师对时事的熟知程度，及对时局发展态势的焦灼心情。那时，许多热血青年纷纷从军参战，法师则“身欲奋飞人卧病，请缨徒自羡终童”（同上），形象地表达了她请缨出征，杀敌报国的愿望。“三代大同安有国，伤心今日说图存” （同上），“天爱中华存古国，人思东海挽狂澜”（同上）。坦陈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祈祷上苍垂爱，来拯救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充分体现出法师对祖国的热爱，对战争的憎恶和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和历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一样，法师渴望和平，过上安宁的生活。这年，法师归依佛教，潜心佛学。

《夜谈天宝之乱，漫成十绝》，法师借古讽今，对国难当前，官场腐败的现象公开表示了不满，以及自己报国无门，愤愤不平的激昂情绪。第十首最后二句是：“许身稷契成何用？茅屋秋风冷布衾。”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稷与契是尧舜时分管农业和教育的大臣，杜甫说自己打算成为稷、契那样的理想政治家而奋斗是多么的愚昧。又《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布衾多年冷似铁”句，诗中表现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强烈愿望，以及为了实现这个社会理想，宁愿自己冻死以换取天下寒士的温暖的博大胸襟和崇高精神。这二首诗是杜甫的代表作。法师以此自况自己也有广阔的胸怀，远大的抱负。可眼下由于物价飞涨，法币贬值，生活拮据，非但不可能实现理想，连最起码的生活都无法保障。身为省政府文官，却要靠兼职挂牌行医糊口。其“成何用”，比杜甫“一何愚”，更直白激烈，真是“芙蓉本性拒严霜”（《四十周年国寿口占七绝四首》）。难怪这组诗在当时《国民公报》上发表后，颇为当局所不容。

    法师“独立无攀附”（《咏晚香玉》）的鲜明个性，终于使她没有在仕途上继续走下去。1941年7月11日，法师在办公室留下一张“请病假三天”的条子，毅然出家。不久，陪都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有这样一个女人》的文章，说的正是当时在四川省政府供职的唯一女官员、风华正茂的游永康——隆莲法师，突然弃绝功名利禄，在成都爱道堂剃度出家修行。其实法师在春天已经入住爱道堂。年底，法师在成都文殊院圆具，当时的四川省政府主席邓锡侯上将亲临受戒仪式。1942年春天，隆莲法师在四川莲宗女众院任教务长兼教师，开始踏上新的征程。

法师出生在一个“经史之家”，祖父、伯祖、叔祖均系光绪年间秀才。法师的外祖父易曙辉，乃光绪年间副贡，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居士，当过乐山县佛教会会长。外祖母吴顺媛，母亲易惠椿，均系佛教徒。法师出生后仅数月，即随母生活在外祖父家，朝夕陪伴外祖母念诵《高王观音经》，人皆谓之有夙慧。由于外外祖父倾向民主革命，被推选为乐山县保路同志会会长，遭到清廷的通缉。易曙辉不得不挈母将雏，阖家避难于乡下。法师说“我1岁就开始逃难，是个逃难专家”（《隆莲法师传》P22）。

     师的父亲游辅国，为四川通省师范学堂(今四川大学的前身)高材生，曾参加辛亥革命运动，先后担任四川省教育厅督学及古蔺、名山、靖化(今大金县)等 县县长。其老师熊沅生深通佛学，游辅国也成了一名佛教徒。熊先生后来乐山，住乌尤寺，卒葬于乌尤寺后山。法师常随父谒见这位前清举人，心仪不己。法师的学业主要靠父亲教授点拨和自学。他为法师设计了一条文职生涯之路，让女儿前后三次执鞭任教，二次参加“高考”。

1921年外祖父去世，法师整理其遗籍，见到张师诚(1762-1830)所编《径中径又径》四卷，遂茹素奉佛。大勇法师(1893-1929)去西藏求法，途经乐山，法师遥望于后，十分羡慕其黄色袈裟，自誓也要著此服。

法师较早体验了世间炎凉，对于富贵荣华并不热衷，“琼楼玉宇怯高寒，容膝人间天地宽”（《小楼》）。居无定所，延误学业，身体羸弱，使她感到万分疲厌，“倦鹤懒飞鹪鹩细，一枝随处得粗安”（同上），法师没有什么奢望，只要有个固定的容身之所、只要有个饭碗就知足了。在参加“高考”后，法师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此身不是金闺彦，只合三山学钓鳌”（《偶题试稿》），她向往与世无争的生活。受佛教理念浸润，法师未满三十岁就有“椒房金屋总成灰，转眼荣枯已可哀”（《夜谈天宝之乱，漫成十绝》）之慨。

    法师自小生长在一个世代书香、家世信佛、开放自由的民主环境里，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较早较多地接触到各种社会信息，眼界自然比较开阔。随着年龄增长，学问进步，通文懂史，知书达理，遂有了自己的意愿和志向。佛家朴素的悲天悯人情感，敏于时事的活跃思想，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良知，便构成法师忧国忧民的思想。既向往佛学，又关心国事；既身处现实，又追求超脱。当矛盾冲击她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她更倾向于学佛。

1931年到1941年间，法师只要在成都，就会去少城公园内的佛学社听能海法师（1886-1967）、王恩洋居士(1897-1964年)、刘洙源居士(1872-1950，白云禅师)、法尊法师（1902-1980）等人讲经，跟随悦西、东本格西和法尊法师学习藏文，从未间断。人们习惯称法师为游小姐。那时听讲内容主要是佛法大乘中观、唯识系统的论典，要求学者发“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的菩提心，重视慈悲心的培养和六度四摄的实践。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学佛并没有扼杀隆莲法师的忧患意识，而是以另一种形式得以延续。这种意识，如果说出家之前是一种天性、良知、责任的话，那么出家之后经过再磨砺、再提炼而逐渐趋于成熟，到晚年则进一步得到了净化升华，成为自然自觉、融合浑厚的爱国爱教思想。

    谈起年轻时的抱负，隆莲法师说：“见解归见解，那都是纸上谈兵。真要去实践去做，都是很不容易的。我年轻时只是个书生”（《隆莲法师传》P293）。

六十六年的风烟云雨消逝了，隆莲法师这位当年的新闻人物，以其博学多才，显密圆融，解行相应，培育僧材等卓越成就著称于世，被誉为“当代第一比丘尼”（赵朴初《隆莲法师传序》），“中华第一比丘尼”（惟贤法师《悼念隆莲法师》），“神州第一尼”（净慧法师《挽隆莲上人》），“学贯东西第一尼”（同上）。

    她也是一位传奇而没有神话色彩、毋须仰视却值得记忆怀念的佛门爱国文化老人。“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让我们记住这位名副其实的一代大师是怎样炼成的。在隆莲法师圆寂三周年之际，谨以拙文，聊表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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