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与酒的故事
摘要: 魏晋是中华酒史上一个异峰突起的辉煌时期，饮酒的名士层出不穷，领数代风骚。“竹林七贤”是嵇康、阮籍、阮咸、山涛、王戎、向秀、刘伶，他们差不多全是酒鬼，阮籍、刘伶、嵇康等人的酒名也很大。 当年“竹林七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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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是中华酒史上一个异峰突起的辉煌时期，饮酒的名士层出不穷，领数代风骚。“竹林七贤”是嵇康、阮籍、阮咸、山涛、王戎、向秀、刘伶，他们差不多全是酒鬼，阮籍、刘伶、嵇康等人的酒名也很大。 当年“竹林七贤”啸聚山林的胜景已无法再现，我们不妨姑妄推之----嵇康、阮咸自管弹琴弄瑟琶；阮籍自管穷途而哭临渊而啸；向秀、山涛、王戎自管高谈玄理纠缠老庄；刘伶则眯着眼倚一根瘦竹子只喝酒不说话。史载阮籍为拒司马氏的征婚曾连醉六十日，大可写入吉利斯记录 而堪称“饮坛北斗”的是刘伶，喝酒论段必得以此公为标杆。民间有“杜康美酒，醉伶三年”的传说，杜康是上古之人，焉能与刘伶相遇？民间此说乃是赋予刘伶“有酒以来第一饮者”的美誉。刘伶能在众多“酒星”中更拔一尺，独烁千古，实有他的不传之秘。 刘伶经常乘着鹿车，携一壶酒，让一书童拿着锄头跟随，并对他说：“醉死了酒就地埋葬我。”一次有客见他，他不穿衣服。人家责问他，他答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中来？ 如此的放浪形骸，让人感觉到刘伶天地万物之间，唯酒独也。据《晋书列传十九》传记载道：尝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酒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当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从之。伶跪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 诗人奥登曾言，“人必须爱上/什么人或什么东西/否则就会生病”，这句话用在刘伶身上恰如其分。刘伶对于酒，是一种遁世的工具。在酒中可以沉默，也可以发疯；可以看日升日落，也可以观云卷云舒。正如陶渊明所吟“泛此物忧物，远我遗世情”（陶渊明《饮酒诗之七》）。 闻一多说过“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真名士”《闻一多全集？年谱》，而刘伶绝对算是真名士，他不仅熟读《离骚》，一生不以文翰为意的他居然写了一篇《酒德颂》出来，很快遍传天下，成为我国酒史上的纲领性文件。诗中记载了他最真实的一面——“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朝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暮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 南朝刘延之作有《五君咏》感怀竹林诸贤（山涛、王戎显贵，被诗人黜出，故“七贤”只余“五君”），其《刘参军》云：“刘伶善闭关，怀情灭闻见。鼓钟不足欢，荣色岂能眩。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颂酒虽短章，深衷自此见。”可见《酒德颂》对盖棺刘伶的酒坛雄主地位，其功非小。其实刘伶一生喝酒，肚里翻来覆去只琢磨这一篇文章，焉得不好？ 与刘伶相比，山涛就没有那样的嗜酒如命，没有那样的豪放了。他喝酒喝得很有定力——从不超过八斗。武帝偏不信，请山涛小酌，表面上给他喝的酒是八斗，私下里，趁其不意多加了好多酒，谁知山涛饮到八斗怎么也不愿意再喝了。正是这样的“度”，山涛很受人爱戴，王戎曾评价他：“璞玉浑金，人莫知其器”。他一直想归隐，但直到77岁，司马炎才答应。 我想，喝酒能喝出一个人的气度、风度、个性等，这是一门学问，更是避世或为世的最好选择。 在“竹林七贤”中，恐怕最少人关注的就是阮咸了，但这不能他嗜酒的“功劳”。山涛曾举荐阮咸为吏部郎，评之曰：“（咸）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武帝以其崇尚虚浮之谈、嗜酒如命为由不用。 阮咸不喜与人结交，只喜与亲族一起饮酒弦歌取乐。他曾与族人群聚饮宴，不用普通的酒杯饮酒，而是把酒盛在大瓮里，几个人围坐在瓮前相向而酌。此时有一群猪也来寻酒喝，阮咸便跟在猪群的后面共饮。 与“猪”同饮，与“猪”同乐，这就是阮咸！ 尼采曾在《悲剧的诞生》里说过：艺术家不应当按照本来的面目看事物，而应看得更幸福，更单纯，更强健，为此在他们自己的生命中就必须有一种朝气与春意，有一种常驻的酒意。 竹林七贤与尼采的酒神大有一比的。他们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后来，到晋末的陶渊明饮酒就比他们和平多了、自然多了。 在中国酒文化上，不管时代怎样变迁，竹林七贤，这四个字是不能抹掉的，否则酒史上就没有了弹性，没有了生气，没有了特性。
来自: 河南文化产业网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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