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农业院社区服务中心魅力《人·物》——宋增翔（二）

前言

一花一叶，一人一物，大时代的小人物，小人物的大时代，分享我的故事，记录欢笑忧愁。口述历史魅力《人·物》，是农业院社区服务中心以纪实的方式收集民间记忆，听百家讲述生命故事，促进文化自觉。

讲述人：宋增翔

访谈人：胡梦珂、常晓莹、王赛赛

整理人：王赛赛

拍照人：常晓莹

访谈时间：2017年3月9日

访谈地点：农业院社区宋增翔家中

本期魅力人物简介

宋增翔，男，现年83岁。1934年3月出生于河南省新乡县。先后就职于新乡县公安局、焦作市专署公安处、河南省公安厅，1995年退休。

参加工作

快毕业的时候，听说县公安局要招人，要招一些学生。开头我提到的那个老高，他当时在县公安局当秘书科长，就是他去我们学校选人。因为小学时对共产党有了一个初步的好印象，在学校里边，我也算比较努力，敢讲思想，敢讲看法，所以校长就把我推荐去了，同去的还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学生。那时候平原省刚建立，平原省是怎么回事呢？刚解放的时候，时局还比较乱，当时为了改革，就以黄河为界，黄河以南为河南省，黄河以北，叫平原省，平原省设五个专区。一个专区管几个县。平原省下辖5个专区，有新乡、安阳、濮阳、菏泽、聊城。现在山东的菏泽、聊城当时划归平原省。到53年的时候，才把平原省撤销。菏泽、聊城划归山东，新乡、安阳、濮阳划归河南省。我们去报到的时候，交通还很落后，火车基本上就不通，小冀那有个车站，车站到新乡三四十里，他们晚上派个战士把我们送到新乡。到了以后，发现冀鲁豫那个班子也是刚到平原省公安厅，在新乡原来一个空军大院办公，锅碗瓢盆都还没安置好。我们就先在那填填表，登记一下。当时吃饭也没那么讲究，我们几个学生跟着领导在桌上吃，一方面觉得很紧张，另一方面也感觉被领导很看重。面试的时候，政治部的人指着我的同学对我说：“他17了，你才刚16岁，你还小呢，我们招人得经过考试，考不上你还得回学校。”我说我相信自己一定能考得上。因为在学校组织过考试，选了三个学习模范，我是其中之一，校长看重，把我推荐来的，所以我是胸有成竹。他们见状，就说：“那你既然这么有决心，就要你了。”不过当时也不通车，我得自己背着行李包袱，去冀县报道，他们当时发的有一种券，凭这个别人可以接待。我两天走到冀县，到冀县报到以后，又学习了三个月，在那期间，正赶上北京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冀县县委组织庆祝大会，叫学校派个学生代表去发言，于是又选中了我，稿子也准备好了，但是因为别的原因最后没有去。最后学习结束，学校正式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建团以后，我是第一批入团的团员，加上从老区来的学生，入团的有好几个人。我们几个人组织了团支部，我还是团支部委员，我还代表新团员在毕业典礼大会上发了言。就这样学习了几个月。

后来学校又介绍我到焦作专署公安处，公安处又进行了分配，再后来新乡县公安局要人，我主动提出来，希望可以前去任职，领导考虑到我思想觉悟也比较高，当时家里条件比较艰苦，所以就批准了，这样，我就到了新乡县公安局工作。在新乡县公安局工作的时候，刚开始搞文印，就是刻蜡板，写字。刻蜡版就是那种印刷用的东西，那时候解放军出捷报、发布告，就是用的这种。我开始学刻蜡板时，以为这跟写毛笔字的方法差不多，所以就按写字的力道去刻，结果刻得很不均匀，印出来字迹是点点滴滴的，印不清楚，结果年关鉴定的时候，领导批评了我。我当时还很委屈，觉得用了好大劲还是学不会，还流出了眼泪。后来县里边开人代会，也把各单位的文印员都组织过去，进行学习。我到那以后，县政府的那个文印员给我传授了经验，让我平着拉，力道用均匀，经他这样一指点，我终于学会了。后来专署公安处的处长到县里边去视察工作，处长考察过以后，晚上还要写汇报，汇报要很多份，而且要往上报送，所以他夜里写着汇报，我给他刻，他写完了，我也刻完了，然后天还没亮，就得派个武装民警，带着这些汇报往上面送，先送到地委，然后分给地委各个常委。就这样干了几个月，又让我往公安处调，当时县公安局也不想让我调走，我自己本身也不愿意离开县公安局。后来公安处的人事科长专门过来做我的工作，让我务必到公安处报到，没办法，后来我就去了。到了公安处以后，干了一年多。后来公安处从辉县调了个女同志到公安处，去培训打字员，她来了以后，就把我代替了，我也就不刻蜡板了。再后来我又到了一刻，然后又到了二刻，来来回回经过了那么一段。在二刻的时候是1952年，我18岁，这个时候公安处发展党员，于是我在这个时候入了党，并且只发展了我一个。次年，平原省撤消了。

再往后就调到了郑州。到郑州那是后来人事变动，当时反右派搞得正风生水起，公安厅的一部分同志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豫西去劳动，这样公安厅便出现了用人缺口，没办法，只能从各个地方往上调人，我们当时一行来了五六个人，拿着介绍信，一块到公安厅了。那个时候省会已经从开封迁往郑州了。

三反五反时期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大概五几年的时候，开始了“三反五反”、打老虎，那个时候我还在新乡。“三反”的时候吓出一身冷汗，不过之后很快都落实了。那时候全国的气氛都很紧张，人心惶惶的，有一个乡里边的小会计员，还没上几天班，就被审查了，审查的人说你贪污多少，你就得承认贪污多少，一点都不能为自己申辩。你想想看，他还没有当几天会计咧，就说他贪污几个亿，这可能么，再说一个乡里边哪有那么多钱啊，他去哪贪污那么多！

后来是反“潘杨王”了。“潘杨王”是谁呢？潘，是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原来是平原省的省长；杨，是杨珏，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是王庭栋，河南省委副秘书长。他们受到批判以后就下乡了，那个时候老百姓听不懂“潘杨王”是怎么回事，看见王廷栋，就问他：“听说你是潘阎王？”他赶紧解释说，潘杨王是三个人，我是那个王，王廷栋。后来他到山西当省委书记了。当时河南省的省委书记是吴芝圃，他也是老革命，毛泽东在广州组织什么会的时候，他带队去那听过毛主席的讲话。那时候他是河南的省委书记，原来是豫皖苏的领导。他弟弟是省中医院一附院的大夫，那个医院原来是他家的资产，后来给捐献出来了。他那时候被选为河南党员的代表，到广州去听过毛主席的讲课，因此走上革命之路。他们家在旧社会还是比较有实力的，他老家是杞县的。反右派的时候我还在新乡公安处，反右派也很厉害，划不上右派的划右倾，那个时候把干部整的都相当惨。凡是出身不太好的干部，说话都要非常谨慎，一不小心说了不该说的，就被划成右派，党籍也给你开除了，然后发配到农村或边远地区劳动改造。公安厅有一批干部就被发配到豫西了，我就是那个时候到的公安厅。那时候的干部也都是担惊受怕的，毛泽东时期就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那时候的干部一般都不敢搞什么东西，也很清廉，根本不敢贪污，否则下场很惨。

文革时期

到公安厅以后就开始文化大革命。打倒“保皇派”，打倒“516”，打倒“四人帮”，这个“四人帮”是公安厅的“四人帮”。四人帮的时候我被隔离了一年，审查了一年，不准和家里人见面。那时候妻子思想压力也很大。我当时被关到哪了家里人都不知道，不过共产党有一条，不管怎么样，最后总会实事求是，还你一个清白。

文化大革命时喊得有各种口号，其中就有“砸烂公、检、法”，这说的是要打倒公安、检察院、法院，然后各种事务由军队军管，所以我们省直机关干部都被下放到了信阳五一农场。五一农场是一个劳改农场，下放到那里的都是公安厅的干部。那里本来是住着一些劳改犯，我们这些干部下放到那里以后，装不下了，于是把劳改犯都清理回家，把地方都腾给了我们，我们就成了“劳改犯”。五一农场也是军队管理，当时正职是军人当，下面又从我们被下放的人中选了一个副职，这个副职就由我来当了。我们被组织成了好几个连，包括政法干校，公安、检察院、法院干部。当地老百姓不知道其中的状况，都很诧异，说这原来都是劳改犯，现在在这里的这些人都是干啥的？当时居住的房间里边有好多臭虫，这种臭虫冬天还不多见，一到春天，那虫真是一个接一个，从上边一串下来。后来没办法，又回到郑州把机关里的床板拉过去，干部干脆都不在屋里睡，全都在院子里睡，支个蚊帐。伙食也是非常差，吃的那种不知是什么菜，吃一顿可以，吃两顿可以，老那样都不行，身体会受不了。我当时也是个副职，也管生活方面的事务，于是我就琢磨着怎么改变这种状况。军队干部也支持这么做，在那种情况下，调整生活，他也不反对。当时听说县仓库里存储的有好多黄豆，于是就跟上面商量批点黄豆，当地的地委副书记正好是我的老领导，我便去跟他说了一下处境和情况，于是地委就给批了个条，农场派两辆马车，到县里拉了两车黄豆，回来往仓库一搁，然后给管农场的老技工商量，听听他的意见看怎么弄。他说你可以磨豆腐，生豆芽，这些都是很好的办法。于是又把当地磨豆腐的请过来，给他弄点酒喝喝，叫他出出点子，看咋弄。我们这些下放干部里边也有能人啊，有些干部把那几个水磨收拾收拾，磨豆腐、生豆芽，这边的生产就搞起来了，吃饭完全不是原来那样了，我们的伙食有了很大改善。信阳那个地方有很多鱼塘，我们住的地方附近就有，于是便想办法打鱼，一说打鱼，大家都很积极，很愿意去，于是就从各个连队抽人去拉网。那些鱼塘里的鱼都养了好几年了，又大又肥。这样，有鱼吃了，有豆腐吃了，生活就感觉还挺不错的。后来发生了一次火灾，一个同志受伤了，还是个大学生，没抢救过来，就牺牲了。再后来我得了肺结核，部队干部说你回去吧，回郑州治病，这样我就从五一农场回到了郑州。文革时期我是经历了这么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