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善读书院】读:“从使命到影响力,非营利组织要跨过哪七道坎?”

2026-11-5 06:53 |原作者: 转发 | 评论: 0|来自: 开封十四志愿者协会、开封市心理咨询师协会

摘要: 导读 非营利组织越来越多,慈善捐赠持续增长,影响力测量也愈发严格,但整个领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问题的改善,仍然难以判断。问题可能不仅在于资源是否充足,也在于组织如何管理和运作。基于25年多的跨国 ...



导读

 

    非营利组织越来越多,慈善捐赠持续增长,影响力测量也愈发严格,但整个领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问题的改善,仍然难以判断。问题可能不仅在于资源是否充足,也在于组织如何管理和运作。基于25年多的跨国实地研究,作者提出了现代非营利组织面临的“七重挑战”:组织结构、惯性、沟通、重复投入、长期存续、成果和社区参与。这些挑战相互交织,影响着组织的资源配置、决策与行动。面对这些反复出现、彼此关联的管理难题,改变可以从哪里开始?


全球注册非营利组织的数量达到历史新高,慈善捐赠已持续增长20多年,各地资助方对影响力测量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然而,从整个行业来看,这些努力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贫困、教育、健康或气候等领域的发展趋势,仍然难以判断。

 

学术研究从一个颇具反差的角度解释了这一现象:现有研究对非营利领域的评价明显偏向正面。一项迄今最全面的综述,对35年间发表的3336篇同行评议论文进行了系统分析(详见NGOs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 Review of Thirty-Five Years of Scholarship,DOI: 10.1016/j.worlddev.2018.07.016),发现案例研究占据主导地位,研究在地域和议题领域上的覆盖存在明显不足,而研究结果普遍显示,非营利组织的干预措施对健康和治理产生了积极影响。

 

不过,综述作者珍妮弗·N·布拉斯(Jennifer N. Brass)及其同事也指出了这些结论的局限性:健康领域的论文中,仅有约60%采用清晰的成果测量指标;治理领域该占比仅16%。此外,非营利组织相关研究很少引入反事实分析。

 

另一项研究回顾了三本主要非营利组织学术期刊40年来发表的文章(详见Toward a Typology of Critical Nonprofit Studies: A Literature Review,DOI: 10.1177/0899764020919807),也得出了类似的发现:只有约4%的文章持批判性立场,并且批判性研究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呈现减少的趋势。

 

少数从批判性视角审视非营利组织的学者,得出了一个相对一致、却令人忧虑的结论。早在20多年前,学者迈克尔·爱德华兹(Michael Edwards)和戴维·休姆(David Hulme)就曾指出,非营利组织与提供支持的资助方和公共部门关系过于密切,甚至到了“令人不安”的程度。20年后,两人与研究人员尼古拉·班克斯(Nicola Banks)重新审视这一问题,认为情况并未改善。


他们指出,非营利组织的社会根基薄弱、受到现实环境限制、过度专业化等问题,持续削弱着其社会合法性,也让大多数非营利组织难以成为影响推动社会向好发展的关键因素。他们的整体判断并不是非营利组织未能有效提供服务(许多组织确实在这方面取得了成效),而是整个领域往往更侧重于缓解贫困带来的具体问题,却较少改变造成贫困的深层结构。

 

非营利组织表现不佳,很少是因为其使命本身不值得追求。更常见的原因在于,组织现有管理体系,无法匹配它所要解决问题的复杂程度。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使命驱动型组织若能依托组织设计搭建学习、协作与应变能力,而非一味聚焦筹款、提交报告与规模化,往往能收获更好的成效。

 

要理解这些问题,或许更有帮助的视角是将其看作一系列反复出现的组织负担,它们不断阻碍非营利组织实现预期的影响力。借用古典神话的说法,现代非营利组织面临着许多从业者都不陌生的“七重挑战”:组织结构、惯性、沟通、重复投入、长期存续、成果以及社区参与。

 

这些并不是非营利组织固有的弱点,而是组织在管理和运作中反复面临的压力,影响着资源配置、决策方式、成功标准的界定,以及组织与所服务社区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这“七重挑战”及其相互联系,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它们如何制约组织影响力,以及整个领域可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从而更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

 

“七重挑战”框架建立在25年多的实地研究基础之上,涵盖菲律宾和墨西哥创业学院(Academy for Creating Enterprise)的创业培训项目、对汤加商务主管部门的分析、深圳华侨城公园的相关研究、印度温达文生命食粮组织(Food for Life Vrindavan)及斐济学校的教育成果分析,以及对加纳非营利组织有效性的研究。

 

在这些不同的研究场景中,资金来源分散、组织间的竞争压力、资助周期较短,以及对组织持续扩大规模的期待等管理压力反复出现。如同赫拉克勒斯面对的重重考验,这些挑战也会反复出现,需要非营利组织逐一应对。

 

缓解这些挑战的关键,并不只掌握在非营利组织管理者手中。企业伙伴在制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及慈善领域的相关承诺时,基金会理事会在设定资助条件时,影响力投资者在评估不同投资期限时,以及非营利组织理事会成员在履行职责时,都有机会推动改变。他们日常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可能使这“七重挑战”持续存在,也可能减轻其带来的负担。

 

许多非营利组织的运作方式类似小型联合体,设有总部、一个或多个国家级办公室及地方分支机构,通常还涉及财务托管机构或中介组织。不同层级可能分别承担监督管理、提供本地知识或控制风险等职能,但也会相应增加运营成本。同一组织的不同分支机构之间,也可能存在公开或隐性的竞争,以获得更多资助、人才和媒体关注。

 

有关非营利组织能力的研究指出,组织表现既取决于其能够筹集的资源,也取决于将这些资源转化为实际成果的能力和实践方式。关于国际与本地非营利组织协作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协作程度越深,往往与越好的项目绩效相关,但协作对本地组织能力建设的影响并不一致,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合作关系之外的因素影响,包括资助方、公共部门和媒体带来的压力。

 

以创业学院为例。1999年,史蒂夫·吉布森(Steve Gibson)和贝特·吉布森(Bette Gibson)卖掉自己的企业,搬到菲律宾宿务,为那些迫于生计而创业的人设计了一套为期五周的微型企业培训课程。他们开发并教授这套课程,同时允许结业学员成立校友分会。据创业学院公布的数据,目前已有来自16个国家的超过15万名学员结业,地方校友分会超过1000个。这一案例表明,一套经过系统整理、可供复制的项目模式,可以扩展到不同地区,而不必在每个地方都设立完整的行政管理机构。

 

当非营利组织扩大服务范围时,管理层需要考虑:新设分支机构是否是最合适的方式?现有合作伙伴能否以更低的管理成本实现同样的成果?对于资助方、企业捐赠负责人和基金会项目负责人而言,在做出资助决定前,需要考虑的不只是项目构想是否合理,还包括资助资金在抵达预期受益对象之前需要经过多少个中间环节,以及每个环节创造的价值是否足以抵消相应成本。

 

第二重挑战,是组织在起步阶段就陷入停滞。为了获得外界的信任和认可,非营利组织往往还没有形成可持续复制的价值创造模式,就已经在办公设施、品牌建设和内部管理体系上投入过多资源。办公室、工作流程和汇报机制看似让组织做好了充分准备,却可能推迟那些真正有助于建立信任、积累实际成效证据的工作。

 

有关非营利组织能力的研究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启发。当能力建设能够支持组织行动和学习时,它便能发挥积极作用;但如果能力建设取代了这些实际工作,反而会分散组织的精力。因此,管理者需要区分:哪些组织基础设施真正有助于提升工作成效,哪些主要是为了让外界相信组织已经做好准备。对于一家新成立的非营利组织来说,在提供服务之前,每多花一个月搭建管理体系,原本希望服务的人群就要多等一个月。而每当一位创始人因为启动项目的行政负担过重,甚至超过实现使命所需的投入,最终选择放弃,整个领域就会失去一份宝贵的人才资源。

 

以温达文生命食粮组织为例。1991年,创始人鲁帕·拉古纳特·达斯(Rupa Raghunath Das)开始在印度温达文向有需要的人分发食物。后来,组织认识到,单靠食物援助无法打破贫困循环,于是逐步将工作拓展到教育领域,并最终建立了三所学校。2022年,该组织在印度企业社会责任奖评选活动中获得认可。达斯并没有等到组织获得外界认可后才采取行动,而是先开展实际工作,再逐步扩大规模。

 

另一个例子是地方联盟加速器(Local Coalition Accelerator)。这一合作机制汇集了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和乌干达的本土组织。自2020年以来,参与组织共同建立治理机制,通过同伴间的经验与能力分享相互支持,并制定联合行动计划。资助方提供的三至五年期支持,也为这些合作创造了条件。

 

克服组织惯性的方法,往往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成立初期,非营利组织可以与相关领域的其他组织共享后台支持服务,包括财务、人力资源和法律服务等。只要合作安排安全、合理,并且组织将精简行政管理视为一种优势,而非不足,这种方式就能发挥作用。资助方也可以通过支持共享服务来推动这一做法,而不是要求每家受资助组织都建立一套相同的后台支持体系。


 

非营利组织在项目实施、伙伴合作和社区参与过程中,会积累大量关于当地情况的知识与经验。然而,其中相当一部分仍局限于特定团队、项目或个别员工,难以得到更广泛的分享和利用。

 

知识管理领域的研究表明,有组织的知识共享能够帮助机构交流经验、避免重复犯错,并使实际行动与组织使命保持一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关于本地主导发展的指导文件也指出,现有体系仍未充分重视和共享在地知识,也未能充分发挥这些知识在提升工作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方面的作用。

 

布拉斯及其同事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知识分散的问题:有关非营利组织的学术研究分布在约950种期刊中,而在他们考察的35年间,超过一半的期刊仅发表过一篇相关论文。与此同时,研究人员亚历山德拉·盖丘(Alexandra Gheciu)的研究发现,参与和平建设的各方力量、公共部门和非营利组织会调动资金等物质资源、知识与专业能力,以及机构声望。这些资源不仅被用于促进合作或改进实践,也被用来争取主导地位,以便在冲突后重建规则的制定中发挥更大影响力。

 

不过,也有一些组织高度重视知识交流。40多年来,爱创家(Ashoka)持续建设支持社会创业者交流与学习的基础设施,包括提供津贴、搭建沟通平台等,以支持全球社会创业者之间的同伴学习。规模较小的组织,如人道主义行动问责与绩效主动学习网络(Active Learning Network for Accountability and Performance in Humanitarian Action,ALNAP),则通过会议、网络研讨会、实践共同体等多种形式,组织网络成员交流研究证据、实践经验和具体思路。该网络还建立并维护了一个开放的资料库,收录超过2.3万项人道主义行动相关资源,推动单个项目积累的经验在整个领域中得到更广泛的分享。

 

定期举行季度同行交流会、公开发布失败项目的复盘报告、共享测量框架,这些工作或许并不引人注目,但如果领导者希望组织形成差异化优势,也不想反复为同样的教训付出代价,就需要投资建设实践共同体。

 

如果说第一重挑战“组织结构”关注的是单个组织内部的层级,那么“重复投入”关注的则是不同组织之间的层层叠加。

 

一定程度的重复并非坏事。竞争可以促进创新,而当最佳解决方案尚不明确时,多种方法并存也确实具有价值。然而,重复投入往往源于人人都想成为创始人的愿望,而非有意识地开展不同模式的试验。

多个组织采用大致相同的模式,试图解决同一个社区问题,并不一定意味着实现了真正的多元化。每一项新行动单独来看或许都有其合理性,但放在一起,却可能造成行政工作重复、专业知识分散,以及原本可以通过合作创造更多价值的组织之间相互竞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分析也从接受支持的一方揭示了类似现象:不同资助方经常在缺乏协调的情况下,要求本土合作伙伴参加各类能力建设活动,例如提升技能、知识和专业能力。

 

乌干达的卫生领域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截至2012年,受资助方支持的组织已启动大量彼此重叠的移动医疗试点项目,甚至在同一地区运行着互不兼容的系统。研究人员将这种现象称为“试点病”(pilotitis)。乌干达卫生部随后暂停批准新的相关项目,要求项目先证明其系统能够互联互通,并具备可持续运行的能力。此后,只有少数项目获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其中,mTrac健康信息报告系统等获批项目在一年内覆盖了乌干达所有地区。

 

对于资助方而言,在发放新一笔资助前,最值得思考的不只是“这个想法是否可行”,还包括“是否已有其他组织在做类似的事?为什么还需要新的组织或项目加入?”而对于有意创办非营利组织的人来说,则需要考虑:与现有成熟组织合作,是否比另起炉灶更有效?选择不成立新组织,而是探索其他方式支持现有组织,也应当被视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期关于本地主导发展的研究指出,要实现可持续的成果,既需要长期、平等的伙伴关系,也需要根据实际需求开展能力共享,而不能仅依赖项目的实施与交付。较短的资助周期可能影响人员聘用的稳定性,迫使项目在组织尚未赢得受益者信任之前就结束,也使组织难以积累长期储备资金,或建立稳定、持续的收入模式。而这些机制本可以帮助组织更好地应对资助方优先事项的变化。

 

1972年成立于孟加拉国、致力于应对贫困与不平等问题的孟加拉乡村发展委员会(BRAC),是通过多元化运营模式支持组织长期存续的典型案例。该组织将依靠资助开展的项目、小额金融服务和社会企业相结合,形成多元化的运营模式。

 

另一个例子是1985年成立的巴拉圭基金会(Fundación Paraguaya)。基金会旗下的农业学校不仅承担教学职能,也作为农场和企业实际运营。学生通过经营校内酒店等业务,在实践中学习经营管理,相关营业收入则用于支付学校的运营成本。根据基金会2024年度机构报告,已有28个国家的59所教育机构采用了这一自给自足的办学模式。

 

这些案例表明,组织可以通过有意识的规划和设计,为长期存续创造条件,而不只是寄希望于未来获得更多资助。非营利组织管理者可以探索不完全依赖年度筹资的收入模式,即使这条路比不断争取下一笔资助更具挑战性。

 

资助方则可以在理由充分的情况下,将至少一项原本为期12个月或24个月的资助延长至五年,同时设定阶段性目标、保障措施和明确的退出条件。此外,还可以将一项对“创新”的要求,调整为对项目持续性和工作深度的要求。

 

研究人员阿迪尔·纳贾姆(Adil Najam)提出的经典非营利组织问责框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许多衡量体系更侧重于增强资助方的信心,而非帮助组织改进决策。纳贾姆对非营利组织面临的三类问责关系做出了初步评估,其判断对于一篇提出分析框架的论文而言,显得格外直接:面向资助方的问责,功能性问责程度较高,战略性问责程度中等;对受益者的问责程度很低,甚至几乎为零;对组织自身使命的问责程度同样较低。他总结认为,向上问责之所以占据主导地位,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资金支持和组织正当性,但这种倾向也使服务对象的需求和组织使命受到忽视。

 

由此产生的问题并不陌生:报告与评估体系越来越注重证明组织符合相关要求,却难以揭示项目中那些棘手但有助于改进工作的问题。

 

塔拉塔·萨瓦多戈-刘易斯(Talata Sawadogo-Lewis)及其同事的研究也反映了这一问题。在访谈中,11家开展妇幼健康项目的非营利组织的监测与评估人员表示,满足资助方的报告要求是开展评估的主要动机,而资助方也是评估结果的主要使用对象。受访者还提到,报告要求缺乏灵活性,组织运用评估结果的能力也有限,难以据此判断项目是否覆盖了预期服务人群、满足了他们的需求,或为项目改进提供指导。研究人员特蕾西·M·库尔(Tracey M. Coule)及其同事在非营利组织领域的学术研究中发现了类似现象:他们回顾的72篇批判性论文中,有23篇揭示了问题,却没有进一步提出应当采取何种行动的规范性建议。

 

也有一些组织主动公开问题,希望借此推动产生这些问题的机制发生改变。加拿大无国界工程师组织(Engineers Without Borders Canada)通过公开发布“失败报告”,为其他组织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尼日利亚妇女启迪发展中心(Women Inspiration Development Center)则记录了社区中部分居民的反对如何促使组织调整工作方法。这只是其中两个例子。

 

要改变这一状况,首先需要从组织文化入手,而不只是改进技术方法。非营利组织高层管理者除了展示成功案例,也应当主动公开工作中的失败与挫折;支持独立评估,并对那些主动披露无效实践的机构予以正向激励。因为缺少这样的信息公开,整个领域就无法从这些经验中学习。

 

让社区参与非营利组织项目的设计与实施,有助于使解决方案更贴合实际需求、获得更多信任,也更具可持续性。不过,维多利亚·霍尔丹(Victoria Haldane)及其同事对49项卫生服务研究进行的系统综述指出,要应对社区参与过程中固有的社会和文化复杂性,需要建立完善的组织运作流程和社区参与机制。

 

在前文提到的有关资助方与非营利组织权力关系的研究中,班克斯、休姆和爱德华兹进一步指出,仅仅征询社区意见,和让社区主导项目治理,二者之间的差距,近似普通非营利组织和会员制组织的分野。前者大多扮演中介角色,由专业团队运营,资金主要来自外部资助方;后者由服务对象主导管理,并向服务对象负责。他们认为,那些能够长期持续的社区主导发展实践,往往来自资源较为充足的会员制组织。

 

国际贫民区居民联盟(Slum Dwellers International)成立于1996年,是一个跨国网络。该联盟通过聚居区、城市、国家和国际等不同层级的联合组织,将各地的社区储蓄小组连接起来。这些小组收集居民聚居区的相关数据,以便与掌握土地或相关项目决策权的市级、邦级和国家级公共部门进行协商。

 

截至2002年,由世界银行支持、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印度铁路部门及其他公共机构共同实施的孟买城市交通项目,已导致数千户铁路沿线居民家庭搬迁。在孟买区域资源中心促进协会(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Area Resource Centres)的技术和组织支持下,受影响地区的居民通过铁路贫民区居民联合会(Railway Slum Dwellers Federation)组织起来,并与全国贫民区居民联合会(National Slum Dwellers Federation)建立联系。他们为房屋编号、登记住户信息,并绘制居住区地图。负责安置工作的邦级机构孟买大都市区发展局(Mumbai Metropolitan Region Development Authority)将部分安置决策权交给社区组织,由其确定哪些家庭符合安置住房的申请资格,以及这些家庭可以分配到哪些现有住房。

 

国际贫民区居民联盟长期稳定的联合组织体系、社区储蓄网络和技术合作伙伴关系,使居民具备了相应的组织能力,也掌握了可信的数据和信息,从而能够与公共部门协商,争取土地、基础设施和住房等方面的应有权益。

 

非营利组织不应只让社区成员提供咨询意见,还应在组织治理中赋予他们正式角色;在测量受益者满意度时,应给予和资助方满意度同等程度的重视;同时,将一线工作人员的稳定性视为重要的战略资源,而不只是人力资源预算中的一项支出。

 

基金会理事和影响力投资者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问题推动这一转变:在每个资助周期,都向每一家受资助组织提出同样的问题:“在你们的组织治理中,所服务的人群究竟通过什么机制拥有实际表决权?”

 

综合来看,这七重挑战表明,非营利组织表现不佳,很少是由某个孤立的问题造成的。组织结构的层层叠加可能加剧重复投入,惯性拖延行动,沟通不畅阻碍知识共享,组织间的重复投入浪费有限资源,短期主义削弱可持续性,以资助方为中心的问责机制影响组织学习,社区参与不足则削弱信任。这些挑战相互影响,也可能使彼此带来的问题进一步加剧。

 

这正是这一框架的诊断价值所在:它让非营利组织高层管理者、理事会成员和资助方能够进一步思考,除了项目是否出于好意、是否拥有充足的资金,还需要关注:这七重挑战是否正在不知不觉中削弱组织创造并持续取得成果的能力?

 

在跨越七个国家、持续25年多的实地研究中,我们发现,非营利组织高层管理者最常见的判断偏差之一,是将组织面临的障碍归因于当地环境,例如某个国家的资助环境、另一个国家的社会氛围,或特定社区的文化关系。

 

这些障碍确实存在,但七重挑战并非某个地方独有。尽管它们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我们仍在各种环境中反复观察到类似问题。这也提醒我们,非营利组织能否创造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它希望实现什么目标,也取决于其组织设计能否支撑这些目标的实现。

 

 

 

罗纳德·M·米勒是犹他谷大学战略管理学教授,采用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开展商业与社会影响力相关的跨学科研究。他曾在牛津大学哈里斯·曼彻斯特学院担任访问学者,之后参加并完成了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的影响力测量项目;还曾于2019年国际社会创新研究会议上介绍这一框架的早期版本。米勒曾为创业学院和温达文生命食粮组织提供咨询服务,但未从这两家机构获得报酬,两家机构也未参与本文的编辑工作。

 

莫琳·斯诺·安德拉德是犹他谷大学组织领导力系教授,主要教授组织行为学与领导力相关课程。她的研究领域包括领导力与组织有效性、社会影响力、社区参与、服务学习及组织转型。

 

 

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网站2026年8月12日

 

原标题:The Seven Labors of the Modern NGO

 

 


来自: 开封十四志愿者协会、开封市心理咨询师协会 ;原作者: 转发 开封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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