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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国社会治安整体态势持续向好,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却呈现出逆向增长的异动趋势,诱因复杂化、行为持续化、后果严重化的特征愈发明显。面对这一治理新局,相关领域的专业研究为未成年人保护与犯罪防治工作提供了清晰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从理念更新、源头预防到系统治理的全链条建设,正在成为推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
一、理念层面:确立辩证统一的防治价值导向 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的首要前提,是破除两类长期存在的认知误区。一类是“无碍论”,片面认为未成年人犯错属于成长中的正常偏差,对早期不良行为放任不管,错失最佳干预时机;另一类是“重罚论”,主张简单套用成人司法逻辑,忽视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规律,将惩治等同于惩戒而非挽救。
正确的理念转向,是建立“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的辩证认知。这一理念既延续了未成年人司法“教育、感化、挽救”的核心方针,也适配了当前低龄严重暴力犯罪抬头的现实形势,明确了对未成年人的最大保护,是通过全链条干预让其明辨边界、遵纪守法、健康成长。同时,这一理念也清晰界定了惩治的边界与目的:低龄绝非罪错行为的“免罪金牌”,对主观恶性深、手段残忍的严重犯罪,必须依法追责,通过刚性约束帮助罪错未成年人认识行为后果,避免在错误的道路上持续滑落,最终实现惩治环节的挽救功能。
二、预防层面:构建全周期的源头防护体系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发生,与社会化过程中权益保护不到位直接相关,源头预防的核心价值,就是将治理资源最大限度前置,以较低的社会成本实现“治未病”的效果。
家庭作为未成年人成长的第一场景,必须夯实监护主体责任。通过制度化的家庭教育指导,将家庭教育从“家事”上升为“国事”,针对监护缺失、教育方式失当的家庭开展精准干预,补齐家庭防护的第一块短板。学校场景中,要突破传统普法的单向灌输模式,根据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的认知特点,将法治教育融入日常教学,通过法治副校长驻校、情景化实践课堂等形式,在未成年人心中建立清晰的规则边界。同时,依托大数据和社会调查机制,建立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早期发现报告网络,对出现逃学、校园欺凌、网络沉迷等苗头性问题的群体开展临界预防,在行为尚未恶化前完成精准阻断,避免小偏差演变为严重罪错。
三、治理层面:完善协同联动的系统矫治格局 当预防环节出现疏漏,未成年人的行为进入罪错范畴后,系统化的治理就成为避免其犯罪生涯持续延伸的关键支撑。治理环节不能仅停留在司法办案的终端处置,而要建立覆盖分级干预、矫治教育、社会回归的完整支持体系。
针对不同程度的未成年人罪错行为,要建立阶梯式的分级处遇机制:对一般不良行为,通过训诫、心理干预、社区服务等方式及时纠正;对严重不良行为,依法送入专门学校开展针对性的专门矫治教育,切断其与不良社交圈的联系;对触犯刑法的未成年人,在依法处置的同时,同步开展社会调查,深度剖析其行为背后的家庭、心理、社会诱因,制定个性化的矫治方案,避免“一放了之”或“一罚了之”的极端倾向。
在此基础上,要打破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搭建党委领导下多部门协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综合平台,将司法、教育、民政、共青团、社会组织等各方资源整合起来,把罪错未成年人的后续帮扶、技能培训、社会融入工作纳入统一体系,消除其回归社会的现实障碍。这种全链条的治理模式,既实现了个案层面的教育挽救,也通过对罪错生成逻辑的复盘反馈,反向优化前端预防体系,形成预防与治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未成年人犯罪防治是一项事关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任务,其治理成效不仅关系到每一个未成年人的人生走向,更直接反映着社会治理体系的协同性与完善度。从理念更新到源头防护,再到系统治理的全维度升级,最终将推动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犯罪防治体系,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全方位的安全屏障。
来自: 开封市志愿者协会、开封市心理咨询师协会 ;原作者: 郑东启 开封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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